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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票据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最、信用证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集资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招摇撞骗罪。
我国《刑法》分则在犯罪分类上坚持以犯罪客体为主，以行为和对象为辅的分类方法。在《刑法》分则各章的划分上以及同一章中各节同类犯罪的区分上都是以客体为主要的划分标准，而在同类犯罪中的具体个罪划分上则以行为和对象为划分标准。这种以客体为标准体现在市场经济中就是对经济领域的划分。这一点从我国《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每一节的设置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涉及到金融领域，第3章则有两节的规定，即第4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5节金融诈骗罪，对于这两节的罪名设置，有观点认为第4;节是明显按照客体标准来进行的分类，第5节则是按行为方式所进行的分类。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妥当的。因为虽然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都是发生于金融领域的犯罪，从广义来看都是对金融秩序的侵害，但是这两类犯罪之所以划分为两节，原因仍在于它们所侵害的客体是有区别的。金融秩序是一个相当大的范畴，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所侵害的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这种秩序体现了国家对金融行业的直接管理，其行为直接违反了有关金融行业的管理规定，而金融诈骗罪所侵害的客体，主流的观点认为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次要客体为公私财产所有权。
笔者认为，对于金融诈骗的行为而言，所涉及的并非对国家金融行业直接管理的侵害。因为金融诈骗行为的直接受害人是被欺骗的金融机构，犯罪行为直接挑战的是金融机构本身，金融机关在业务运作中往往有一套监管体系，所以如果说这类行为侵害到国家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金融管理制度，这样的侵害也只不过是在逃脱金融监管同时的一种间接性侵害，这点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直接针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犯罪行为是有区别的。因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类犯罪所涉及的主要客体实际上是金融秩序中的金融交易秩序。而在金融诈骗这一类罪中，所有的犯罪类型在行为方式上都具有欺诈性，因此对于具体个罪的划分，我国《刑法》实际上是以行为对象为主要的划分标准。
正是基于这种犯罪分类方法，使得即使是同样的犯罪对象，由于与不同的行为方式或不同的行为阶段相结合，就体现出了不同的客体价值，因而在犯罪的类型上就有了不同的归属。以金融票证为例，我国《刑法》中所涉及到的金融票证包括：票据;、金融凭证;、信用证和信用卡。
《刑法》将以金融票证为行为对象的犯罪类型分别置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这一章中的不同小节。在妨害金融管理秩序罪这一节中第177条规定了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该罪具有行为模式统一而行为对象多样化的特点，可见在立法技术上，对于此罪的设立以行为模式为基准。而在金融诈骗罪中则将金融票证进行了细化，分别规定了第194条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和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尽管这几个罪名在行为方式上有类似性，都是“明知是伪造、变造、作废的……;而使用的”、“冒用……;”，但由于行为对象的不同而成立不同的罪名。可见这几个犯罪的设立以行为对象为准，如此立法的原因大概在于，以金融票证为行为对象的欺骗性行为，既存在相同的行为方式，也有各自不同的行为表现，且行为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行为表现形式的不确定性，使得以行为模式为准的类型化相对而言不如以行为对象为准的类型化更具备稳定性与可操作性。
1、追缴
对于犯罪分子的违法犯罪所得尚存的情况，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在案件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就应当随时予以追缴，这既是为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因为原物也是证据，也是为保障审判结果的顺利实现，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应当追缴。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违法所得是物的，应当追缴原物，若非原物，则不宜追缴。即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物应是特定物，而非种类物。如前所述，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具有证据作用，应当是原物。
第二，对于违法所得的钱款，应是特定物还是种类物，学界存在争论。笔者认为，货币本身就是一般等价物，特点就是流通性和统一性，因此违法所得的货币不是特定物，而是种类物，只要有应当追缴的违法所得，且犯罪分子有钱款可以执行的，都应当追缴。
2、责令退赔
在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原物及款项无法追缴的情况下，公安司法机关应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无法追缴指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原物灭失或丧失原有价值。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物，原物灭失的情况下，本着犯罪分子不应从犯罪中获利的原则，应责令其按原物的价值赔偿相应的钱款。关于原物的价值，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其第五条第五项中规定，对于已被销赃、挥霍、丢弃、毁坏，无法追缴或是几经转手、最初形态被破坏的被盗物品的价值，应当根据失主、证人的陈述、证言和提供的有效凭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再按相关的核价方法确定。这里要求失主、证人的陈述与被告人的供述相互印证，且提出有效凭证，然而司法实践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即被告人不清楚自己盗窃的物品的特征，无法与失主的陈述相印证，而失主又提供不出有效凭证，则无法确定被窃物品的价值，此种情况下，被盗物品不应计入犯罪分子盗窃数额，也不应要求其作退赔。
第二，原物尚存，但具有不可追及性的，即原物因第三人的善意取得而不具有追及性。善意取得，是指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财产，其将该财产转让给第三人后，若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出于善意，则即时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我国刑法上对于犯罪分子犯罪所得的第三人善意取得制度未作规定，因此许多学者根据我国传统的民法及刑法理念认为，法律禁止赃物流通，因而犯罪分子的犯罪所得不适用善意取得。笔者认为，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之所以被认为是赃物，是因其取得方式及占有主体，是犯罪分子以犯罪手段获取的，其在犯罪分子手中当然具有赃性，但是若第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对价从犯罪分子处受让，此物在该第三人手中，则不再具有赃性。另一方面，担心犯罪分子违法所得会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或是不利于维护社会正常经济秩序也是不必要的。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可以通过责令犯罪分子退赔而实现，而同样重要的是善意第三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也得到了尊重;善意第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完全符合社会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受让财产，本身就是符合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也就谈不上破坏社会秩序了。
第三，犯罪分子违法所得是钱款的，无可追缴的钱款。有一种看法认为，既然没有可追缴的钱款，责令退赔也是空谈，没有意义。笔者认为不然。首先，根据犯罪分子不应从犯罪中获利的原则，犯罪分子违法获得了钱款，就应当退赔，这是原则，即使是宣告，也应表明一种态度。其次，没有可追缴的钱款，未必是犯罪分子真的没有钱款可供退赔，如犯罪分子可能是将通过违法所得的款项转移到自己国外秘密的帐户中，或是转到他人的名义下，此种情况下，犯罪分子仍是有能力退赔的。
退赔的主体，应是具有违法所得的犯罪分子，退赔的客体应是通过被起诉的犯罪行为所获得的非法所得，共同犯罪中，共犯人应对共犯的共同犯罪行为所获得的非法所得承担连带退赔。这里有一个常见的案件类型，盗窃及掩饰、隐藏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犯罪分子常常被一同起诉，然而他们并非共同犯罪，对于退赔，他们并不承担连带赔偿。若收赃者已经将所收赃物以正常交易的状态转卖，盗窃罪的犯罪分子应对其所窃物品承担退赔，收赃罪的犯罪分子则只对收赃后再转卖后的非法所得承担退赔;若收赃者收赃后还未转卖，则因收赃者不具有善意第三人的性质对该赃物应作为盗窃者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缴，而非作为收赃者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3、返还被害人或没收、上缴国库
对于追缴、责令退赔的财物，有两种处理方法：其中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且可以返还被害人的情况下，应当返还被害人;在无被害人或虽有被害人但无法返还被害人，或者是违禁品或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情况下，则予以没收后上缴国库。这里应注意以下几点：
1、无法返还被害人的情形，主要有被害人无法联系到，或者被害人明确表示放弃退赔财产所有权或被害单位已经不存在也无财产继承单位等情况。对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被害人因路途遥远不便到案件受理机关所在地接受返还的情况，笔者认为，应采取灵活的方法，如由被害人传真有效身份证明文件、银行帐户号码，由退赔执行机关将款项直接打入被害人银行帐户，一方面真正做到了为民服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办案机关财务处理。而对于真正无法返还的情况，也应及时做出明确的财务处理。
2、有权决定的主体。笔者认为，只有人民法院有权决定哪些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应返还被害人，哪些应没收后上缴国库，且应在裁判文书中明确。追缴、责令退赔是所有公安司法机关的职权，也是其义务，其目的，如上文所述，是为了保障审判程序的顺利进行及审判结果的实现。而司法实践中，未经审判，侦查机关就将追缴的财物发还被害人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就使得一方面这些款物没有发挥其证据效用，另一方面使人民法院的判决受掣肘，为了使判决不与侦查机关的处理相矛盾，必须对侦查机关的处理予以认可，而侦查机关对于非法所得的认定却未必是正确的。因此，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处理决定应在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明确，然后由其他办案机关根据判决内容处理。
3、对于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撤销案件或者决定不起诉的案件中，追缴、责令退赔的行为人违法所得应如何处理是否应由法院作出裁定我国司法实务并没有采取这种做法，但有学者提出应该由法院来做决定，笔者以为不妥，理由是案件既然没有进入审判程序，相关财物也就不应该由法院决定处理，而应由案件受理机关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来根据整个案件处理情况决定处理。